Dreamer’s Blog

长沙临时大学

1937年8月28日，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关于任命长沙临时大学负责人的密谕，指定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散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，教育部长王世杰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。9月13日，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，勘定校址，确定院系设置及组织机构、经费分配等事宜。

这时，从北平、天津撤退出来的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师生，通过各种途径，陆续集中到长沙。这些师生当中，有些是徒步从北平走到长沙的，有些甚至沿路乞讨，许多师生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数道日军的封锁线，有的还带来了从学校偷运出来的宝贵仪器资料。

临时大学也通过广播电台、报纸发出在长沙筹备临时大学的通知，暑假期间回家探亲的各地师生，看到听到通知以后，立刻前来报到，参加筹备工作。

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，1937年11月1日，长沙临时大学在湖南省长沙市韭菜园圣经书院正式开课。

经过几个月的颠沛流离，浪迹天涯甚至九死一生的中国学子，终于在湘江之滨、岳麓山下找来到了那么一块暂时搁下书桌的地方。流亡路上的艰辛困苦、穿越封锁线时的惊险、紧张、走投无路时的茫然，终于被那朗朗的书声所取代。教师的拥挤，危楼的摇晃，已经没有人再计较，比起那些因战争失学、失业的同胞，他们无疑是幸运儿了。老朋友们新学年见面，招呼问候的那些客套话，已经被新的语言所替代：“哟，您老还活着呀？”
“没死？”
“哟，囫囵个儿的回来啦？”
……

开学后一个月，从全国各地陆续汇集到长沙的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的师生，总共已有1400多人，超过三校总人数一半以上了，以后几个月里，还不断有人从全国各地赶来，然而，有一些人不会来了，还有一些人永远不会来了！

因为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！

为了统一教学，三所学校对相同类型的院系进行了合并，同类同级的班次也进行了归并，统一授课以节省师资和教师。班上一下子来了许许多多新面孔，又失去了许许多多的老面孔，战争使他们聚在了一起，而战争也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分离。

有人说战争也是一种姻缘。

有趣的是，在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这一天，日军的飞机也第一次光临了长沙市上空，盘旋许久乃去，好在那只是一架侦察机，给刚刚坐到书桌前的临大师生带来了，只是一场小小的虚惊。

然而，战争的气氛始终笼罩着刚刚从战区九死一生逃离出来的中国学子。

长沙韭菜园的圣经书院，原为美国人所办的教会学校，校园清洁雅观，教室内课桌椅也十分完备。遗憾的是，圣经书院只有供教学用的正搂一座，共三层；宿舍三座。无法容纳众多的师生学习、居住。不得已，临大又租用了附近49标营房的军营作为男生宿舍，涵德女校宿舍一幢楼作女生宿舍。

尽管如此，教室依旧拥挤不堪，不久以后，在湖南省政府帮助下，临大文学院迁往南岳衡山的圣经院。

不仅校舍如此，教学设备、器材、图书也面临着尴尬，特别是理、工两个学院，没有实验器材，正常的教学就无法进行下去，除了土木工程系抢救出来的器材比较多，其它院系几乎都面临着器材方面的困难，不得已，学校决定将机械工程系的航空班，转送江西南昌的航空机械学校寄读；化学工程系转送重庆大学寄读；电机工程系与湖南大学共同开课。接着，学校又从湘雅医学院借到了些实验器材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
长沙临时大学就在这种拼拼凑凑的情况下，完成了他一个学期的艰难使命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的师生员工齐心协力，共赴国难，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，经过千里跋涉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抱着拯救国家与民族的神圣责任感，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，使遭遇空前洗劫的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和在炮火中被破坏的南开大学终于复课，写下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。几十年以后，著名导演吴贻弓在他的电影《流亡大学》中，对长沙临时大学的艰辛、曲折以及师生们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，进行了真实的描写。

（本文摘自《精神的雕像——西南联大纪实》，李洪涛著，由Dreamer亲手录入，转载请注明出处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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